毛主席为我和江青拉“和”

　　李银桥

　　50年代和60年代初，江青没什么事干。毛主席给她的材料她才能要，不给就要不到。江青闲得发慌，每天就是打扑克。她在玩的方面不同于毛主席，毛主席输得起，她输不起。

　　毛主席极少打牌，休息脑筋时偶尔玩一下。他会算计牌，打得很好，就是不大玩，进城后基本不再玩。下棋也不多，偶尔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下盘围棋，也是输的时候多。

　　江青则不然，她一定要赢才行，赢不了就发脾气，埋怨对家。

　　她总是跟我打对家。我要是出错牌，有时免不了遭白眼。遇上对手弱，比如同其他卫士打，他们牌艺不比我们强，我们赢起来不难，牌也好打。若遇上强对手，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，这牌就难打了。对方若是不让着我们，我们就很可能输，但是让着我们又不能露出破绽，露出破绽麻烦更大。

　　1952年春，我跟江青去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打扑克。那天打牌一坐下，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，心里不免犯嘀咕，越犯嘀咕越出错牌，越出错牌江青脸色越难看，纵然对方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做到了。

　　我又出错了一张牌，这时，江青忽然把满手牌摔在桌上。

　　“不打了！”她一下子立起身，怒气冲冲地指着我：“你为什么说我躲风？啊！”

　　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紧张起来了。糟了！我心里暗暗叫苦，这又怎么会被她知道了？

　　那时，全国还在开展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。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，特别是“三查”“五整”运动中，跟毛主席发生一次大争吵后，更是恼火运动、害怕运动。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，很少参加。我曾多次听她说对搞运动不满的话，什么“有些人吃了饭没事干，整天琢磨着搞别人”，什么“哼，这次你搞人家，下次人家就会搞你！”

　　这次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开展，江青躲出去一段时间，不参加组织活动。机要秘书徐业问我：“为什么运动一来，江青就走？”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躲风呗。”

　　现在，话传到江青耳朵里了，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。我无言以对，心里有些慌张。

　　“哼！”江青恼火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我跟在后面走，想解释，又不好解释。

　　“你为什么说我躲风？说话呀！你说没说过我躲风？”

　　“我说过，可是……”

　　“你为什么说？”

　　“我不是有意的，徐秘书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，我是随口讲了一句。”

　　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！”江青眼睛都湿了，“我政治上保护你，你反而政治上污蔑我！”

　　“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没有污蔑你……”

　　“我再问你，你为啥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？”

　　“这是绝对没有的事！”

　　“我叫你派车去学校接她回来，你为什么不去接？”

　　“接了，我去接，是李敏不肯回来。”

　　“是你挑拨！”

　　“这一条我绝不承认！”

　　江青顿着脚越吵越凶。我看看腕上的表，已经快下午五点钟，毛主席该起床了。

　　我冷静了一下情绪，尽量沉稳些语气，说：“江青同志，主席该起床了，我得去照看。”

　　我匆匆赶回值班室，恰好毛主席按响电铃，我理理衣冠，忧心忡忡地走进毛主席卧室。

　　毛主席擦过脸后，照例先去床栏吸烟喝茶看报。我犹豫一下，小声说：“主席，我和江青同志吵起来了。”

　　毛主席自顾看报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跟她吵啊？”

　　“不是我跟她吵，是她跟我吵。”我斟酌词句说，“我说她躲风，她说我是政治污蔑。”

　　“噢，躲风？”毛主席掀起眼皮，开始注意了，问：“那么，你有没有说啊？”

　　“是徐秘书问我，我随口讲了这个话。”我把事情经过叙述一遍，然后解释，“主席，我真没有污蔑她的意思啊！“

　　毛主席沉思着点头：“嗯，没有就好。“

　　“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。”

　　“你有没有这个事？”

　　“没有。”

　　毛主席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，你下去，叫江青来，我跟她谈谈。”

　　我退出来，江青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呢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：“江青同志，主席请您去一下。”

　　“你可真行啊！”江青斜我一眼，意思大概是说我“恶人先告状”。我没解释，这个时候越解释事越多。

　　不大功夫，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。我忙赶往毛主席的卧室，江青这时已经不在屋里。

　　“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。”毛主席望着我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你得承认错误，写检查。”

　　“怎么写？”我犯愁地问。

　　“你怎么说就怎么写么。”

　　“她说我政治上污蔑她，我没这个意思。”

　　“那就写没这个意思。”

　　“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，我没有。”

　　“没有就写没有。”

　　“写就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，写主席、江青同志，然后另起一行，躲风的话说了，承认，要检查说的不对，要道歉对不起。再写个但是，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。话是说了，但没有要搞政治污蔑的意思。至于挑拨，根本不存在。去接李敏了，李敏不回来。交代的事办了，只是没办成，以后争取办成。检查写完先交我看看。”

　　我赶紧回自己屋里写检查，写完马上送给毛主席看。

　　“嗯，可以。”毛主席点点头，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，望着我说，“检查交了，问题还没解决，你到中南海去躲一躲。

　　我茫然地望着毛主席。

　　毛主席笑了，说：“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。“

　　于是，我从新六所“躲”进了中南海。

　　“躲”了十多天，毛主席叫值班卫士打电话，叫我马上回新六所去。

　　我匆忙赶到新六所。一见面，毛主席就笑着说：“银桥啊，问题解决了！江青病了，就在北京医院，你带着东西去医院看她，明白吗？”

　　“明白。”我一阵高兴。

　　“先不要忙，在你房间里等着，等机会成熟了再去。”

　　我有些莫名其妙，回房间里等候。十几分钟后，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，点名找我，说江青同志要烟和水果，让我送去。

　　我乘车赶往北京医院，一进病房，没见到人，卫生间里有水声，我便站立着等候，片刻，江青擦着手出来，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：“你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来了。”江青说：“坐坐坐。”

　　我把东西放桌上，坐下来，心情也松快下来。

　　“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，但不要背后讲我。”江青态度已经变得柔和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，以后一定注意。

　　“你以后有意见就直接来找我，不要背后讲。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。”江青说完，马上转开话题，谈起工作上的事，研究如何照顾好毛主席的休息和饮食。她说：“我身体不太好，主席要靠你们照顾，你们多操操心吧。”

　　事后我听说，我在房间里等候时，毛主席给江青打了个电话，说：“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。银桥一听说你病了，很着急，买了东西要去看你，你要主动么，要有胸怀么！”

　　于是，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。她从毛主席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，就“主动”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。一场矛盾就这样被毛主席轻轻松松地化解了。

　　可是，这件事还是意想不到地留了个小尾巴。

　　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，毛主席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。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：“拿去吧，你自己保存起来。”

　　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份检查被“造反派”抄家抄去，成为我一贯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的铁证，为此，我被关被批斗。幸亏1970年11月毛主席路经天津时打听我的情况，得知消息后立刻放人，解放了我，并且很快恢复了工作。

　　我的这份检查现在还在天津档案局同志手中，要也要不回来。 (注：李银桥同志是我县东河町村人，11岁参加革命工作，从1947年到1962年，连续十五年担任毛泽东主席的卫士长。今刊此文，仅以此表达我们对他这位从安平走出的共和国功臣的无限怀念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