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犁与刘孟威 孙犁在故园之三
(一) 孙遥城是冀中平原一个普通村庄，少时的孙犁家境优越，父亲孙墨池对生了七孩只有一苗存活的他，视若明珠，树勋、振海的“定名”饱寄厚望。1925年，孙犁坐着父母雇来的驴车，离乡赴安国就读，后来又考入保定育德中学继续学习。有一天，父亲满脸霜露从学校操场叫出儿子说：“咱村有个乡亲叫刘明轩，住在西头，咱两家世代友好，人家十几岁考入保定军校(国民党军校)，眼下是个军官了，你们都在保定，我跟他说了，论乡亲辈分你叫他哥哥，明轩叫转告你，好好学习，将来帮你谋个差事。” 岁月匆匆而过，到1947年解放战争时，已任国民党军队团职的刘明轩，在开封战役中被我人民解放军抓获入训。因与婆家少亲无故，妻子只好带着仅仅九岁的儿子刘孟威与两个女儿，步行两个多月回到了邯郸肥乡县自己的娘家。1948年寒冬，当被教育释放的刘明轩带着家人辗转回到孙遥城时，迎接他们的是乡亲们的白眼、鄙视和骂声，萧条的家况、“历史反革命”的沉重枷锁、破旧房舍的东陋西裂、饮烟难继、举家维艰的窘状，让刘明轩常常萌生出一死无牵挂的念头……1950年3月6日下午，不弃糟糠的孙犁回到孙遥城接家人莅津，刚进家门，闻讯的县乡村领导及左邻右舍便簇拥在了他的故居小院，“大作家”、“大文人”“大名人”与“村爷”“乡叔”，拌亮起乡野村户的欢腾场面，临近散去，孙犁拉住长自己8岁的族叔孙增志问： “听说刘明轩被政府押送回咱村了。” “可不是呗，这一家人回来两年多，乡亲们谁都知道他做过国民党军官，没人敢理……” “过得怎么样？” “唉，这叫个苦呀，吃饭揭不开锅，出门尽遭白眼，媳妇是外地人，儿子小、俩闺女，大的七岁，小的也就四五岁，遭罪呀……” “我去看看他们一家。” “怎么，你要到他们家去？！这年头，上头讲可是要站稳阶级立场啊，自打回来，谁敢搭理他们，虽然他们祖祖辈辈也是咱村里人……” “叔，虽然他们有过错误，可也是堂堂正正的人啊，眼下咱新中国刚建立，多一个支持建设国家的好人，总比多一个对抗党和人民立场的人要强吧，再说，咱共产党的政策向来是重成份不唯成份，重出身不唯出身，重点看表现，我听说，刘明轩在国民党军队只是个参谋，也没有直接的血债……” 这天傍晚，星光比以往更亮了些，走进明轩堂屋，孙犁看到的是冷锅凉灶，油灯豆点，污垢遍屋。明轩垂头皱眉，妻子埋怨地怒吼：“你总想自己一死百了，把这一家子交给谁？……” “明轩哥，我是振海，过来看看你。” “啊！是振海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眼下可是有个有大污点的人、是专政对象呀。” “别这么说，你一家现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这是党和政府给咱的名分，再说咱是乡亲，我理应过来，这是你儿子吧，叫什么名字？” “快过来，他叫刘孟威，今年11岁，上小学呢。” “啊，上几年级了？” “四年级。”父亲召唤小孟威从屋角走了过来。 “学的科目里有作文吧，能不能给我看看？”孙犁摸着孟威的脸蛋问。 刘明轩忙说：“快找找，你这位村叔文化高。” 孙犁看完刘孟威的几篇小作文，夸到：“行！写得好啊，我像你这么大时可写不成你这样，以后除了老师出的题目，再试着写点别的，比方说咱们这一代就有不少可写的人物，抗日战争时期的王东沧，听说过吗？他是一个大英雄，日本鬼子都怕他……” “明轩哥呀，你以前的情况和现在的遭遇，我都知道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孙犁又说：“既然回到了老家，贫困和乡亲们的不理解是暂时的，什么都会过去。将大比小就说咱新中国，还不是靠先烈们一点一滴的奋斗创造的，眼下你得咬牙挺过去，接受政府和人民的监督，好好劳动把孩子们带大，做个硬汉子!” 看到刘孟威的小书包好像是用旧衣服改缝的，孙犁从兜里掏出些零钱说：“明天到子文集上买个新书包，买点纸，订个作文本，记着有事给我写信，信皮就写《天津日报》孙犁收。” 送走孙犁，刘明轩百感交集，他告诉全家人说：“自打咱们回到村里，孙犁是第一个扶持咱们的人，咱家里这么穷，我还戴着国民党俘虏的帽子，咱不能忘了这个全国都有名气的乡亲作家，人家对咱有恩。孟威，你记住从今天起，爹我再也不寻短见了，咱得按着你孙犁叔叔的嘱咐，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改造思想，齐心协力往好日子里过……！” (二) 时间应验了孙犁的预愿，到1953年春天，刘明轩全家的生活景况有了明显改变，儿子刘孟威以佳绩考入全县的重点中学，临近入学，孟威满怀激动，写信给孙犁，告知自己的考试成绩。几天后，父亲赶到学校，让孟威记住孙犁在回信中对他的希望：“能进入中学学习，说明党、国家和社会给了你公平的学习权力，千万要珍惜、珍惜、再珍惜……” 1956年秋，刘孟威被保送进入河北第二师范学习不久，爱好写作的他很快崭露头角，被聘为校刊编辑，孟威深感重担压肩，他第二次给孙犁写信，提出了“当编辑要学什么”的请求，孙犁回信说：“当编辑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，也就是写文章、出作品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如今咱新中国的文化园地百花齐放，你编辑的校刊也是现今文化的一块阵地，图书馆里一定有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一文，她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、怎样服务、内容与形式如何统一等根本性问题。希望你和其他编委都要认真学习……”进入1958年，孟威在完成学业与文学写作中，看到了一幅幅不堪入目的现象：学校一个个德学双馨的师长被戴上右派帽子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某地方红薯亩产上万斤，正在收秋种麦的农家被迫放下农活去大炼钢铁……不久，气盛火爆的刘孟威开始在校刊发表文章，披露“自己农民出身，亩产万斤不可能”的真情实感，并对“一句话就成右派”也提出“这不是毛主席让做的”。不久刘孟威被冠以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开除学籍，遣送回家。这年的十月十四日，刘孟威扛着被褥，手提碗筷，衣衫褴褛地回到故园家门，谁知只有两个妹妹接下了他的行囊。兄妹三人抱头痛哭，孟威觉得生不如死，他一头向东墙撞去，俩妹妹死死拉住了哥哥的后襟，双双跪地央求哥哥不能丢下自己不管。临近中午，一个熟悉的乡音传入屋内。 “孟威在家吗？” “啊，你是孙犁叔叔，我怎么总是在绝望时见到您？” 进得屋来孙犁说：“我这两年身体不好，写完了《铁木前传》后，脑袋总晕眩，这不刚才青岛治疗回天津途中，回家看看，进村就听说你从学校回来，就直接到你家来看你，快说说究竟犯了什么错误？” 听了孟威含泪的介绍，孙犁同情地说：“毕竟是年轻，眼下的反右活动是全国性的，自上而下轰轰烈烈，这势头谁能抗得了？你既莽撞又没有社会经验，发表文章表达心思，这就如同惹火烧身，不该，真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呀……” “叔，你看我们家，父亲在港南修水库，母亲也外出不在家，我又被学校开除，真没活路了……”刘孟威泣言。 “要多学习，提高觉悟，加强个人修养，好好参加劳动，摔倒不可怕，要紧的是通过努力好好地站起来。岁值青春，正是人生的好时光，人生之路还有很长很长，我相信你和你的家庭能从教训中醒悟、崛起。送你几句话：祝你在人生道路上，万难不屈勇往直前，高水平做事，低调为人！”孙犁拍着孟威的肩膀鼓励刘孟威。 “孙叔，你能把刚才的话写在纸上，留作纪念吗？”刘孟威说。 “可以”。孙犁掏出笔用刘孟威随即找来的糙纸，把自己对孟威说的肺腑之语，郑重地写了下来。 (三) 1970年春，刚刚在文革中获得“解放”的孙犁，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安平，住在侄子家中，每天早起天还不亮，他总是在长满钻天杨树的大道上，围着村庄转，有时遇到起早拾粪的，推车砍草的，赶集路过的，他总是要打招呼问候家常，吃过早饭后，还常常背起柴筐，顺路拣些干树枝，但他心里仍然惦记着刘孟威一家。这天，行至村东头的杆柳地，孙犁一下子认出了正与人一起为大队修剪杆柳树，年已壮岁的刘孟威，用纯正的家乡话主动靠近说：“我都回来好几天了，怎么也不来看看我？” “孙叔，我觉得混得不行，当年您的话几次救了我们家，可我总也没多大出息，没给你争了光，不好意思见您……”刘孟威说。 “这话就不对了，咱们是乡亲，谁也有背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，从1966年开始，我也成了反动作家，被关入牛棚，整天掏粪挑尿，还得受造反派的白眼，更可气的是，我的老伴你的婶母在我被‘改造’期间去世了，当时我也有死的心……”孙犁情绪低落地说。 “啊，孙叔，这样说，你受的罪比俺们一家还多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再问问您，在天津这么多年会说天津话吗？怎么您和俺们说的都是咱安平话呢？” “大贤侄，天津话我怎么能不会说，可我爱咱安平，爱咱孙遥城，说天津话就与乡亲们远了，乡情也就薄了……” “那您怎么总背个柴筐拾柴禾呢，咱乡亲们可都知道，你早就是个大作家了！” “别说什么作家，还大作家，我就是咱村的普通村民，我好劳动，喜欢当农民，将来有机会，咱们一起干活儿，修柳杆……” 一问一答的对话，引来了在附近劳作、簇拥过来的乡邻们阵阵掌声。可以告慰孙犁在天之灵的是，1980年刘孟威落实政策，重执教鞭，从那以后，他带的班级多次在县乡考试中夺得最好成绩，而今已高龄75岁的他，也学起了村叔孙犁习惯，每天推车持锨，踏走在家园热土，拣拾杂物……(王彦博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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